网海寻贝 (3) 与刘国凯文革谈，并涉及贝苏尼现象、看好戏现象等

网海寻贝 (3)与刘国凯文革谈，并涉及贝苏尼现象、看好戏现象等
青藏高原



上个星期天，不知刘国凯怎么居然有空到我家来聊天，从欧洲向右转谈到美国要与中国“同舟共济”；从社会民主主义谈到文革。还是文革讲得最多。事后我凭记忆写了一些，问刘国凯是否可以上网，刘国凯说可以，但他要过目增删。这人干事特高效，我两天才写成的一点东西，他一个夜晚就搞定回传给我。说是我写的，但多数是他的笔墨。我跟刘国凯在文革问题上有共同语言。起初有些观点是朦胧的，经刘国凯梳理后就清晰起来。文革时时，我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员，属于军内最激进的“冲派”。66年10月10日以后全军闻名的“军艺星活燎原革命造反队”跑到各地协助当地造反派开始冲击省、市委，后来冲击军区。1967年“5、13事件”后，“三军”派扶摇直上，“冲派”逐渐瓦解。当时我年龄较小，在校内又不是头头，没有被抓去“办班” (变相关押)。 68年8月解放军艺术学院解散，学员全部下放当兵“改造思想”。我主动要求去了西藏军区边防部队。我这人思想“正统”，待人处世认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由见习排长提到政治处干事。72年因“家庭出身不好”转业。后来考上湖北大学英语系。“存在决定意识”。我与刘国凯在文革问题上的共同语言就来自这样的经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走资派子弟”。说来我与湖南的杨曦光(杨小凯)的家庭背景很相似。杨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文革前都是副省级干部，都是知识青年并去过延安，后来都是在政宣部门工作。又都是文革初期被该省的第一书记打成走资派。我参加造反派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部队院校允许参加文革之前，“军艺” 受到以老成都军区贺炳炎上将的儿子贺雷生为首的“军工红色造反团”数百人的冲击，其中就有我的“抹泥”之交烈士子弟张中原。从他那里我听到许多做梦都不敢想的内幕。其二，正如运动初期，全国上下所有“文教卫体”的领导人都和我父亲一样被“老上级”和“老战友”们抛出来“舍车马保将帅”当替死鬼，“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唯造反派没上这个当，说是：“不打死老虎”。那我为什么不响应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呢？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大概也是杨曦光最初的心路历程吧？再讲点题外话是，76年“十月事变”三年多后(这里我用了刘国凯发明的词，他坚持不用“打倒四人”，他认为“打倒四人帮”是共产党当道派用的词，我们不应该鹦鹉学舌，拾人牙慧。)我父亲始得平反解放。由于运动中被整得三度中风，也由于毛泽东不信任知识份子尤其是地下党，未“官复原职”。由于父母不是因为没饭吃而参加革命，而是为了理想，故对我们兄弟姐妹要求较严，文革中我们这些小的八、九岁，大的十八、九的孩子都堕入了社会最底层，我有个妹妹早早下岗，生活十分拮据。我想，“革命”本是要求“人人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人”，结果是越革风气越遭，搞到最后人民子弟兵居然在天安们国徽下向人民群众开动了坦克机关枪！难道这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那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梦想吗？“路漫漫其修远兮”，《走向未来丛书》将我引导到“只有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结论上。那天谈“文革”是由我建议刘国凯看看《独立评论》上一些帖子引起的。国凯说：“都有半年多没去那里了吧，乱七八糟的地方，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我说，“还真别这样讲，兴许会由你有兴趣的东东呢。” 国凯说：“是吗？拿将一阅。”他的语句有点像京剧里的台词。我便将《独立评论》上有关议论找给他看。格丘山现在的共产党只反1/3的文化大革命 2009-02-24 07:32:43 [点击:57] 文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刘邓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斗地富反坏右，教师，学术权威，新反革命分子 2。造反派斗刘邓当权派 3。武斗，刘邓干部慢慢参入还乡团，对造反派秋后算账。现在的共产党反对的文化大革命，指的只是第二阶段，其实最残酷，死人最多的恰恰不是第二阶段。老格这里抛砖引玉，希望看到那位网友更详细的分析。这国凯不看则已，一看大呼过瘾。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言简意赅！接着话匣子打开，再几乎没有我讲的份了。国凯说：“这位格丘山先生说的文革分期很到家。他讲的第二阶段就是‘人民文革’ 存在的时期。这个时期不长，是从1966年11月到1968年春。不到一年半。不过我并不把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全都划归人民文革。例如‘一月夺权’就不列入‘人民文革’。我只把那些反政治歧视、反政治迫害，要求平反的政治斗争，要求给予应有权益的斗争，如合同工斗争、广州持证农场工人要求回城运动等划为‘人民文革’。格先生讲的第一阶段是共产党拼命要掩饰、掩盖的。刘少奇、邓小平指令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在文革初期1966年6-7月搞第二次反右，迫害的人数远远多于1957年的第一次反右。他们的子女则组织血统论红卫兵疯狂殴打虐杀“黑五类”和出身‘不好’ 的教师、校领导。现在还有比掩盖更恶劣的做法是把这些罪行栽赃诬陷到造反派身上。如关于老舍之死，早有确凿记载是1966年8月24日不堪血统论红卫兵的迫害跳水自杀。我也在<独立评论>上作了说明。想不到<独立评论>上的网名‘看好戏’ 硬说是造反派迫害死了老舍。真令我切齿痛恨！造反派是1966年11月才出现。连这点文革常识都没有就闭嘴吧！当然他们是不会闭嘴的。他们是明明知道还要故意那样讲的。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文化别动队，在完成对文革造反派诬陷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深知，只有从根子上搞臭人民的反抗运动，才能顺理成章地镇压今天的人民的维权运动。格先生讲的第三点也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很多思考，我想再写一篇文章，对文革分期再作论述。从前我一直坚持文革三年论，从1966年春末夏初到1966年夏。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两年多一点。文革三年论系以文革造反派在1986年夏被镇压为文革结束的标准。但我现在有新的思路，就是文革造反派除在那时被镇压之外，还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再次清算，还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被屠杀。如杨曦光的名箸‘牛鬼蛇神’中就披露刘凤翔、张九龙、雷特超等一批造反派就是那时被从已判徒刑的劳改场中拉出去枪毙的。杨也从劳改场拉回长沙，准备下一轮枪毙。侥幸的是中央突然下达暂时停杀令，杨得以捡回一条命。此外，造反派还在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第四次清算。故此我准备对文革分期再作专文论述。” 乘着国凯去倒水，我得以插嘴。我说：“你先不要只顾得高兴，你看看下面的东西可能就要气鼓了。”我点给他看了下面的评论；贝苏尼同意共产党只反1/3的文革，质疑格先生的阶段划分。 2009-02-24 07:58:14 [点击:50] 将“造反派与刘邓当权派”当作“文革”派别的基准线是“人民文革派”的划法，不符合我本人，以及其他人（本坛网友多有说明，不一一列举）的生活经验。因为： 1。“文革”从一开始就说明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落实到各单位的基层党政领导头上，刘邓所派的工作组不过是从单位A派人去整单位B的当权派，以期保住自己。工作组阶段的保皇派是保本单位领导。 2。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之后已无保皇派的立足之地，而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又包括“革命干部”，即一部分原党政领导，各派群众组织互扣“保皇派” 的帽子，不过是“结合”A/B还是打倒A/B的分歧。 3。在此过程中，地富反坏右等“公安六条”规定的另类从来不允许参加文革，不论哪派得势都是打击对象；而毛泽东的绝对权威也从未动摇，是各派争取高举的旗帜。 “哈哈！” 国凯笑着说：“又是这个贝苏尼！上次就是她骂我胡说八道。这个骂法被坛主裁定不违规，遂成为我愤而辞坛的原因之一。”国凯喝了口水接着说；“贝苏尼的观点说法有其代表性，不妨称之为贝苏尼现象。这个现象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是对历史事实了解不清而主观臆定。说得简单形象点就是梦呓。贝苏尼这个帖子里的第一段话是典型的‘假大空’没有实际内容，无以评判。而她讲的第一点则是误录历史。这是贝苏尼现象的特点。所谓‘从单位A派人去整单位B的当权派’，是四清运动的做法。并不是文革中的做法。文革初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是整群众的。我母亲就是那时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在那个阶段更多的单位并没有被派工作组，都是本单位党委领导运动。刘邓的工作组主要是派往学校。这些工作组主要目标是整蒯大富那样的反动学生，不过为了显示工作组的革命性，就把学校里出身成分‘不好’的教职员工都拉来陪斩。还有就是整那些省市委决定要抛出来向毛泽东交账的省市宣传部长，高校的某些领导。喂，曾大军，你对这应该很清楚，对吧？你父亲就是那时被湖北省委抛出来的牺牲品。武汉大学就是李达。上海音乐学院就是匡亚明，我们广州就是省委宣传部长王匡、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柯麟。贝苏尼说文革一开始就说明是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实际真的是这样做了吗？事实是刘邓一直在抵制毛的这个设想，把毛想搞的整当权派的火往群众身上烧。为了打垮刘邓偷梁换柱的做法，毛不得不在1966年10月发动批刘邓的‘资反线’。排除了刘邓的‘资反线’后到1967年一月夺权才正式开始 ‘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刘邓足足把毛的计划推迟了半年。这些文革历史的ABC我都不知讲了多少次，但贝苏尼们就是不听。他们没有办法用史实驳倒我，就留声机般的无数次重覆他们的梦呓。他们是在装糊涂还是在刻意充耳不闻呢？贝苏尼讲的第二点‘一月夺权后保皇派无立足之地’ 又是梦呓。这样的情况只存在上海等少数地方。大多数地方保皇派厉害得恨。武汉百万雄师、湖南红联、四川产业军、河南十大总部、广西联指、广东东风派……他们都首先发动武斗打杀造反派。这些在我37年前暗中撰写的手抄本中、29年前我自己油印出版的<人民之声特刊>中、 23年前陈佩华教授翻译的英文版中、3年前出版的<人民文革丛书>卷一的〈文化革命简析〉中都有明确记载。他们不了解情况，骂我胡说八道，但又不肯看我的文字，大军，你说怎么办？”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问。国凯说：“你问这个问题放到后面讲，现先讲完这些。贝苏尼讲的第三点还是梦呓。公安六条固然有这样的规定，但情况并非如此。地主富农由于在农村被绝对数量优势的贫下中农包围固然不敢动，但城市里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是动了的。杨曦光的 <牛鬼蛇神录>里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广州也有‘组劳人员’的造反行动。广州造反派中最激进的一翼‘粤海风暴’就公开站出来予以支持。” 国凯讲到这里我插了句嘴说：“国凯，你停一停，我给你看一段文字，你的气会平一些。”说着我点击出以下文字：格丘山地富反坏右和老百姓在文革中的遭遇 2009-02-24 13:12:06 [点击:26] 地富反坏右虽在整个文化革命中都是打击对象，但是在三个时期中受迫害的程度大为不同。作为反动学生的我恐怕是很有资格和亲身经历来谈这个题目的在刘邓工作组和老红卫兵的时期是最残忍和危险的，很多人丧命于这个时期。在造反派掌权的时候，表面上也叫着要镇压和打击地富反坏右，已是只有雷声音没有雨点了，因为造反派本身很多都是差点成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对于地富反坏右的实际同情是不言而喻的。刘国凯看了把大腿一拍说：“这才是了解历史的人讲的话。大军你让我把把格先生这段话再读一篇：‘在造反派掌权的时候，表面上也叫着要镇压和打击地富反坏右，已是只有雷声音没有雨点了，因为造反派本身很多都是差点成为地富反坏右的人，对于地富反坏右的实际同情是不言而喻的。’ 大军，你觉不觉得当年的反动学生至今还保持有格先生这样执着于辩清历史的这份血性的人实在太少了。真希望多些格先生站出来道明真相。自然法则留给格先生和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已不充裕了。” 刘国凯继续往下看，有这样的文字： ”再说得深一些，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中共后来四人帮倒后对地富反坏右的平反是不会出现的，即便出现也不会那么彻底。” 刘国凯感叹起来：“是啊，格先生分析得对，我也一向这样看法。在七九民运的一些文章中我就已经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说：“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下面还有块砖头在等着你。” “什么砖头？” 我一点击，看好戏那句话出来了。看好戏那是不是犹太人要感激希特勒，没有他，犹太人会有今天吗？ 2009-02-24 15:08:11 [点击:6] 国凯脸色大变，那眼神充满了鄙视和憎恶。他说：“大军，你看这个看好戏是在讲人话吗？犹太人有今天是靠希特勒吗？是要感谢希特勒吗？” 他又喝口水，似乎让气忿消停点再说：“如果只是有希特勒纳粹，犹太人恐怕被杀光了。还要感谢希特勒？犹太人之所以有今天是靠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奋斗，打败了希特勒。为此上千万人牺牲了生命。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民主国家同情犹太人不幸的千年失国苦难，推动了犹太复国运动，重建以色列国。当然，今天有人可以对此举表示异议。但我要指出的是犹太人得以有今天决非希特勒所赐。大军，我们在纽约更能了解犹太人的特质。你住的地方就在纽约犹太区旁边。这个犹太区是美国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我们是从最近距离了解到犹太人执着的民族精神。你看他们对他们的民族服装多么坚持。他们多么聪明勤奋。他们也很守法，犹太区治安一向很好。犹太区的交通灯绿灯短红灯长，以让车慢开，确保犹太儿童的安全。犹太人到达美国的时间比其他许多白人族裔短，但犹太人在医学界、商业金融界、法律界和政界都取得了超过许多其他白人族裔的成绩，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都具有很大能量以至能影响美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再说说中国70代末中共务实派对地富反坏右的平反问题，这就的确靠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社会运动本来就与当年德国的纳粹运动不同。纳粹运动是百分之百负面的东西。而文化大革命我早就把它解析为官方文革和人民文革。官方文革中官方内部的倾轧、自相残杀，使邓小平等痛感不能再搞毛泽东那样的党内斗争，尤其不能把民间力量引入党内斗争。而由于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极端，把他们这一大批共产党干部都纳入到阶级敌人的范畴中，这就使他们痛定思痛后，不得不反思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过火之处。这促使他们从文革前支持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转而在某一程度上放弃毛的阶级斗争理论。另外，由于人民文革对共产党统治秩序的冲击，也使共产党务实派感到应该缓和官方和民众的矛盾。而不再对民众作毛泽东式的阶级划分，有助于化解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对抗情绪，也化解民众内部的对抗情绪。尽管中共政权目前仍然是个专制政权，而且目前的当政者拒绝政治改革，但是对70年代末共产党取消阶级划分的做法我们仍然应该给予正面评价。至于那个网名看好戏的说法和他一向以来在独立评论上的帖子使我想起从前电影中流氓打手的形貌动作。满脸横肉，歪带鸭舌帽、横着走路、动辄踢翻路边小商贩的桌椅。看好戏之流非常热衷文革讨论。却从来写不出一篇文章。只要有对文革中人民反抗运动作正面评价的文字出来，他们就要扑上来撕咬。我推断，看好戏现象系共产党豢养的文化特务创制。共产党特别害怕我们肯定文革中的民众反抗行动。因为这个行动与当今的民众维权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共产党把文革中的民众反抗运动打成动乱，是为把当今的民众维权运动打成动乱作舆论；作理论基础和案例援引。看好戏之流就是在执行共产党这方面的任务。当然，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就只能是胡搅蛮缠、偷换论题、讥讽贬辱。你别看他们有时也骂一两句共产党。那骂是空洞的，伤不了共产党。那骂是用于掩盖他们文化特务的面目。否则他们就一点市场都没有了。你刚才问到为什么贝苏尼们会那样。我可以告诉你，那多半不是出于思想水平问题。贝苏尼现象可以归纳为一批文化人特殊心态的外在表现。他们都是些自视甚高者，以为自己有超常的分析力、洞察力。可是在文革评判上他们栽了跟头。多年来他们听信了共产党对文革的说词。他们一直跟在共产党屁股后面议论文革。而我们出来说NO！我们说文革暴行的施行者不是造反派而是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及其附属物-保皇派；我们说文革造反派是被镇压被屠杀的；我们说文革中存在有民众乘机而起的抗争运动-人民文革。他们一听，完了，如此尖锐的论点我们怎么完全没有想到？转念一想，他们觉得绝对不能认同这种异端邪说。他们情愿相信共产党的文革说词，因为那样才不会使他们露短而处于尴尬的境地。于是他们在竭力反对我们的文革观时，却又绝不肯屈驾读一读我们的文革史论文章。他们或者东扯西拉地反驳我们，从来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或者留声机般地M次重复他们被我们澄清过的史实、被我们驳倒过的观点。大军，我再讲个人，是我的好朋友，对中国现代史很有研究，写了本有深度的书。但他对文革的了解却十分肤浅。哈，你知道我说的谁吧？” 我说：“我大概知道你讲的是谁。你继续说吧。” “为什么说肤浅呢？因为他提出一个危言丛听的说法：‘要警惕共产党再次发动文革’ 。你想想，这种说法表明他对文革的了解是多么肤浅！他是把文革完全按共产党的说词理解为纯粹一场动乱。在动乱中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众都遭到极大伤害。于是他提出要警惕共产党再搞文革。然而，他完全忽略了文革中共产党官方自身的巨大损伤。这损伤既有共产党官方自身的倾轧，更有民众乘机造反对共产党统治秩序的巨大冲击。共产党还敢搞文革？即，现在还有共产党最高当权者为了清洗高层中不合自己心意的人，而敢于发动民众起来批斗走资派、或其他什么派吗？如果有的话，现在被发动起来的民众绝对不会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批斗什么派，而会把整个共产党政权连锅端。即使是为了反贪官污吏，胡锦涛也不敢发动民众起来揭发批斗‘贪污派’ 。而会绝对只由共产党自己系统里的纪检委、反贪局去做。我这位好朋友作那样的说法，除了说明他对文革的了解肤浅外，也说明他对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尖锐性也缺乏了解。实际情况是，共产党对文革讳莫如深。不准研究文革。其关键就是怕文革的深入研究会发掘出文革中的人民反抗运动。共产党绝对不敢在搞文革。因为再搞，它一定垮台。早在1997年江泽民就在视察山西省时对山西省委一班人说： ‘同志们哪，我们都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人。如果船翻了我们大家都完了。不是我一个人。’ 可见共产党再也不会搞文革了。” 这场谈话持续几个钟头，几乎没有终止。最后是刘国凯接到一个电话后才火急火燎地说；“哎呀！忘记有件事要去处理，我得走了。” 谈话才嘎然而至。现我将谈话记录下来，经刘国凯修改后，放上网络，供公众一阅。或笑或骂、或赞同或嫌恶，都由不得我和刘国凯了。